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(Donald Trump)断言，“保护将带来巨大繁荣和力量”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称，“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，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，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”。那么，这种观念上的反差，对于亚洲赖以保持活力的贸易的未来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这个问题对全球具有重要意义。如今，亚洲地区——东亚、东南亚和南亚——拥有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，包括中国和印度（尽管后者远远落后于前者）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巨人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预测，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（按购买力平价衡量）中的占比将从1980年的区区9%提高至2021年的38%，仅略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占比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，为亚洲提供了走向繁荣的环境。综观亚洲各经济体飞速发展的过程，贸易扩张通过利用比较优势、规模经济、获取技术专长和加强竞争，无一例外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　　结果是戏剧性的，尤其是在中国。1981年，中国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量的比重大约为1%，到2000年——即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(WTO)的前一年——跃升至4%，到2015年增至14%。亚洲新型经济体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量的比重从1981年的4%飙升至2015年的21%。与此同时，日本的占比出现反向变化，从1993年的10%下滑至2015年的4%。总体而言，2015年亚洲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量（包括再出口）的比重达到33%。

　　建立于1995年的世贸组织及其前身、1947年的《关贸总协定》(GATT)，提供了亚洲贸易发展的主要制度框架。《关贸总协定》通过8轮多边谈判，推动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。在《关贸总协定》框架下完成的最后一轮谈判，是1994年达成的乌拉圭回合(Uruguay Round)谈判。2001年启动、世贸组织框架下的最新一轮多哈回合(Doha Round)谈判，至今尚未完成。

　　与欧洲的情况不同，区域贸易协定在亚洲贸易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大，唯一重大的例外是东盟(ASEAN)。此外，美国与韩国之间确实存在一项重要的双边贸易协定。然而，包含中日韩三国的东盟+3(APT)是个协调机制，而不是贸易协定。

　　尽管出现了一些复苏的迹象，但自金融危机以来，全球贸易引擎的转速一直显著较慢。从2012年至2015年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商品与服务出口量平均增速略高于4%，远低于亚洲GDP的平均增速，与2007-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出口增速相比更是低得多。

上篇：

下篇：